乡村善治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

      党的十九大以来，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务实举措，不断强化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，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。然而，乡村善治仍面临一些问题。

      一是治理理念滞后。当前乡村治理理念亟须与时俱进，重新审视乡村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，摒弃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，转向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核心的新理念。

      二是治理体系分散。乡村治理中多部门各管一块，力量分散，各部门之间工作不同步、口径不一致、机制不完善，加之条块分隔、职能交叉重叠，难以形成系统工作链条。

      三是基层负担过重。村级行政化倾向明显，承担了大量行政事务，临时性、紧急性、突发性事项增多，基层事务繁重、工作量大的问题普遍存在。

      四是农民参与不足。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渠道还比较少，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和积极性不高，有的地方乡村治理工作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和党员干部。

      五是有效支撑不够。不少村庄面临人才缺乏、技术落后、资金有限的治理困难，表现在一些村干部年龄偏大、文化程度偏低，难以适应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，年轻村干部辞职现象普遍；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低，多数地方数字化平台功能单一，数据资源整合不足；推动乡村治理所需经费主要由基层政府和村级负担，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和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而言负担较大。

“三强四化”提升治理水平

      新时代如何构建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，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对的重要课题。“三强四化”旨在通过强化乡村治理的基础、队伍和保障，以及推动治理的人本化、民主化、数字化和精细化，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基础。

      强基础，筑牢坚实的乡村治理组织基础。乡村治理的基础在于党的领导和组织体系的完善，要不断夯实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。要通过党建引领，推动乡村治理与产业发展、建设的深度融合，确保党的政策和决策在乡村层面得到有效执行。这需要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，提升其组织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，使其成为乡村治理的坚强领导核心。

      强队伍，培育专业化的乡村治理人才。乡村治理队伍的专业化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。要持续优化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队伍，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，全面落实村两委换届候选人县级联审制度，推广“导师帮带制”，建立村两委年轻成员成长机制。加强政策、资金等保障，吸引乡村经济、管理、技术、法律等多层次人才参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，破解制约乡村发展的人才瓶颈。

       强保障，确保乡村治理的资金和资源。资金和资源是乡村治理的“血液”。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共同发力，建立稳定的乡村治理投入机制，确保资金的充足和合理分配。通过以奖代补等形式，对乡村治理成效显著的地区给予支持，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，形成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机制。此外，应探索建立乡村治理基金，专项用于支持乡村治理创新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。

      人本化，树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治理理念。乡村治理应始终以农民的需求和利益为出发点，确保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享有平等的权益。这包括改善农民工的居住、就业、教育、医疗和社会保障条件，以及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。应通过政策倾斜和资源配置，优先解决农民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。

      民主化，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。民主化是乡村治理的灵魂。应创新村民自治形式，如推广“一事一议”制度，让农民在乡村重大事务中拥有发言权和决策权。建立健全村民参与机制，如村民大会、议事会等，让农民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。同时，应加强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和监督，确保民主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。

      数字化，提升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。数字化是提升乡村治理效率的重要手段。应加快乡村治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，推广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应用。建立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，实现乡村治理的透明化、智能化，提高治理效率。同时，应加强乡村治理数据的收集、分析和应用，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。

      精细化，实现乡村治理的精准服务。精细化治理要求我们将服务和管理下沉到最基层。完善网格化治理，细化网格单元，推动管理和服务下沉到网格。明确网格事项清单，完善网格运行机制，发挥网格力量，主动对接村民需求，推动线上线下相结合，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。